他的五条诏书反映了他建立良好社会风气的愿望：“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3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6:58:23
新朝建国立法定制有显示新朝气象的重要意识形态意义。这方面晋武帝也没有放过：正郊庙，对郊祀礼仪进行重大改革。行通丧，
帝王带头以心丧形式行三年之丧。还制定了比汉代更合理明确的官品制度，日后成为沿袭千年的主流制度。同时以周制为蓝本恢复五等爵制，
对日后历朝爵位制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建立了国子学，形成国学太学并立的中央教育体系。在选官方面，制定了秀才策试之法，
成为察举制度向科举制度的进化的又一重要转折。
4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6:58:45
法律是国家制度的根本，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晋朝删改魏律，订定新的“晋律”，史称其刑宽禁简，百姓便之。
同时还修成了《晋令》《晋故事》《晋五礼》，完善了行政规范，结束了《汉律》律令不分，礼律混杂的问题，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成就。
然而尽管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励精图治的努力，但是西晋王朝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政权。中国古代只要轻徭薄赋，社会安定，
古代经济恢复和人口增长都会很快。魏晋时期，经过秦汉帝国几百年的统治，统治思想相当成熟，帝国有着精密发达的官僚体制，
知识丰富的士大夫群体，政治创制活动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要充分调动政治，经济，思想，
制度诸多因素组织起一个具备凝聚力的强大高效的政治机器。就不那么容易了。统一了国家，恢复了经济的晋武帝经过一番努力后，
帝国政治却依然萎靡不振。这就要从西晋建国的方式上着眼。
5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6:59:16|删贴|加精
禅让政权的先天不足：皇权非天授而可力取
专制官僚政体往往在初建时生机勃勃，不过之后随着时间不断产生老朽腐化。改朝换代的万象更新往往成为帝国自我更新振作的契机。
这并非今人独创的观点。西晋大臣刘颂就指出汉晋弊政的多年积累，法制行政的颓废已经使西晋建国即处于末世了，
而新朝初创是恢复政治活力的大好机会，表达了对王朝创始上下一新的期待。
问题在于，和通过战争建立的政权比平和的禅让却不能全盘打破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前朝功臣今朝贵戚的情况触目皆是。
没有经过战火的充分洗礼，未能产生出一个经过磨难考验而成熟起来的全新的政治集团，
这样旧统治集团成员和积累的腐化老化等因素就全盘带入了西晋朝廷，改朝换代的万象更新也就难以实现。
6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1:57|删贴|加精
门阀世族以家族势力和文化实力大大削弱了专制皇权，弱化了其对官僚生杀予夺的控制能力。
皇权的软弱使得官僚们得以把职责和法纪扔到一边，自肥自利。门阀世族的特权因此大大膨胀。王朝的腐朽也就来得格外的迅速和严重了。
问题还不止如此，曹操、曹丕父子英雄，消灭群雄，一统北方，使弱汉苟延残喘二十年，如同摘下一颗自栽果树的果实，安享帝位，
还能让人信服。西晋建国则是在曹魏无大乱的情况下通过政变篡夺而来，这使西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有些底气不足。
7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2:18|删贴|加精
东晋史家习凿齿的议论就很说明问题，尽管习凿齿是尊晋的，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司马氏本是曹魏臣子，与西周修德以灭商有别。
他辩解说曹魏篡汉不得为一朝，所以司马氏并无辅魏的君臣之节，其篡魏不算逆取。但无论怎么巧言回护。听来仍觉空洞无力，
最终只好在晋德不如周这一点上认了帐。他大声疾呼司马氏无逆取之嫌，反倒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说有逆取之嫌了。
而按照古意，逆取等于篡夺，这对标榜西晋上台是尧舜禅让而登基的晋武帝，其实是颇为尴尬的。
西晋当朝士大夫对本朝的创立居然没有多少崇敬，这是历代王朝罕见的。司马氏为了夺取政权也曾苦心立功积德，
但是其间满目皆是的阴谋残酷血腥和侥幸。魏晋间类似的公开和私下的议论为数不少，而这些议论对于司马氏是相当的不利。
8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2:41|删贴|加精
以至于连羯人石勒都认为：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
在现代人心目中全民平等，有能力者夺取权力才是天经地义的。对古代那种忠奸之分并无兴趣。然而应该强调的，
是当时人对司马氏篡权的态度决定了西晋王朝的命运。而时人对为司马氏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贾充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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