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的种子，开出自由的花
◎心是内在的“世外桃源”
真纯的“道德”固然会实现“利他”，同时也成全了一种至高境界的“利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合情”才能“心安”，“合理”才是“理得”，“合乎情理”便是真正的“道德”，它自然而然能使人“问心无愧”。
“心”是何等重要，它是我们内部世界的“世外桃源”，它只属于我，只有我才找得到通向桃源深处的曲径幽道，它也只为我一个人提供逆境之中可以喘息休憩的安宁之处。除了我们自己的“心”，可能我们再也找不见其他一个能伴随我们一生，与我们一同出生入死、始终不离左右之物。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财富得失不定、权势涨落无序、祸福起伏难测、身体发肤旦夕间逐渐老去，我们虽对此心有不甘、心存不安却无计可施、只得认命。“无可奈何而后有思”，无能为力之下，我们却从未停止寻找人生可以恒久之物的渴望，于是我们将深情的凝视转向亲情、友情、爱情。深情厚谊的纽带使我们无常的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慰藉，我们不再显得那么孤孤单单、飘飘荡荡、形影相吊、无家可归。但是，纵然有亲情包围、高朋满座、妻儿相伴，偶尔当我们在昏黄的台灯光晕中暗夜独坐，仍时不时感到世界离我们很远。这时，“心”成了我们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足以与世俗生活相抗衡的“彼岸世界”。
前面说到，道德让人“问心无愧”，这便是在滋养这片内在的彼岸世界，因为“无愧”才能“坦荡”，而“坦荡”即是精神的“真自由”。
因此，与我们很多人对道德的理解正相反，真正的道德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削”，恰是对精神自由的“成全”。若远离道德，心灵便无自由可言。
◎道德是精神的自律
或许会有人提出，马克思对“道德”的定义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看来，“道德”是“自律”。“自律”？！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经验中，“自律”给我们的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感觉就是“不自由”！“自律”何以能成全“自由”？若“道德”意味着“自律”，何以可能导向“自由”？
这样的疑问不无道理，即使在与之相对的我们东方文化中也有相似的结论。比如儒家常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毋庸置疑，“君子”是“有德之人”，或者说，在儒家的概念中，“君子”之为“君子”，其首要条件便是“道德”。那么一个人若渴望成为“君子”，他必须坚守“道德”，他要做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有所不为”就是“有不可以做的事情”。“不能”“不可以”不就意味着“不被允许”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能是“自由”？
儒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他人的要求，不是社会的律令，而是君子的自律。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前面——“若‘道德’意味着‘自律’，那么‘自由’从何而来？”
其实，要说清这个问题，只需回答另一个疑问：一个“有德之人”为什么要“自律”？
所谓“君子”说到底就是“有情有义之人”，只做有情有义的事。那么君子为什么要“有所不为”？因为那些事无情无义，做了那些事，自己也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了。那些事君子断不会做，因为做了，心里有愧，心不安。为“可为之事”，誓死不为“不可为之事”——行合乎情理之事，做有情有义之人——这就是一个君子、一个有德之人的“精神自律”，如此他才能长久“心安”。所以“道德”需要“自律”，这样的“自律”使人心灵舒展，使人精神自由，使人更看得上自己这个人。
这样的“自由”可能与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的“自由”有着极大的不同。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自由”想象为一种近乎绝对的“无拘无束”，或是“应有尽有的丰富”，或是“为所欲为的放纵”，或是“肆无忌惮的言行”。我们总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不然，所谓“为所欲为”，就是“为‘欲’之所为”，也就是做我们的欲望要我们做的事。换言之，“为所欲为”意味着我们已然被欲望所左右、由贪婪驱使，不是我们在主宰或支配自己的欲望，相反，倒是欲望在主宰和支配我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以为只有当一个人成为其他人的奴隶时，他才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当我们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时，我们同样也失去了“自由”——二者看似天壤之别，却是共性鲜明：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的欲望，只能俯首听命。为所欲为，不等于自由，而是做了欲望的奴隶，仅此而已。
◎自律比放纵更接近自由
其实很多时候，“自律比放纵更自由”。为了说明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结论，我在脑海里构想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场景：如果生活窘迫的我们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继续饱受饥寒；要么接受他人为我们提供的另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条件是为他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使之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我们会怎么选择？毫无疑问，这两种选择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慎重的权衡之下，很多人会选择前者，即使那会使我们错失荣华富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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