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居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群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类似哨音的滑翔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一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了又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有点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平时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因此养成了顾小梦任性娇惯的脾气。在顾小梦眼里，父亲比宋妈还少了一份威严。她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答复，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面对女儿的无礼，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气馁地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祥，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少顷，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一片天空，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啰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三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在南京时与戴笠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到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我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一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使，弄不好要鸡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圆，戴笠本人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认为，所谓的有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刮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一大笔钱，奇怪吧？
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的名和命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铁匠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富豪，一是靠乱世，乱世出英雄嘛；二是靠他独到的生意经和在交际场上高超的平衡能力。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中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古往今来一向如此，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但搭伙过了头，到了像胡雪岩那个程度，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生意做不成，官也当不成，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保持着应有的关系，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私自备钱而来这一点中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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