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到了明代，出现了《百公案》、《龙图公案》等小说和《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关包公故事的词话八种。
以及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
到了民国以后公案小说逐渐消亡。
并且需要说明，在公案小说中清官形象有个演变的过程。
比如在宋元话本、优秀元杂剧、《明成化说唱词话》的部分作品、《包公案》部分故事中，清官是人民愿望的化身，是人民美好理想的体现。
主要表现是:包公斗争的对象，他的对立面不是市井小民，也不是一般的窃贼强盗、奸夫**，而是“权豪势要”，即大贵族、大官僚、大恶霸。
这些作品中受害者不是消极等待、乞怜，而是奋起反抗。
包公断案手段主要不是靠神灵启示，而是靠智慧，靠调查研究，靠人民支持。
清官身上寄寓了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
不畏权势，清正廉洁，勤俭朴素等美好品格，是理想化的，并非封建官吏所具有的特性。
在元杂剧和公案小说中还存在另一种清官，即神化的清官。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权豪势要”，而是窃贼强盗、奸夫**。
提出的不是大贵族、大恶霸压迫人民的问题，而是偷窃奸淫这些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当然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腐败的产物，但把当时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盗贼横行，**邪恶，显然回避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这些描写中又打上了很深的封建道德的烙印。
清官断案既不靠智慧，也不靠调查，而是靠神灵显身、神佛托梦、鬼魂诉冤等等，所有案件审理几乎全靠鬼神，使这些作品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
清官形象因此也逐渐失去光彩，逐步偶像化、公式化，成为神化的清官。
前面所说的两种清官形象，大体上都是民间的产物，没有直接介入朝廷的重大斗争。
到了明代，清官形象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民间的清官转化为积极参与朝廷忠奸斗争的忠臣形象。
标志着这个转变的是《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和《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仁宗认母故事。
清官所断的已不是民间的冤案，而是皇帝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大案，清官成为与朝廷中奸臣斗争的忠臣。
清代《三侠五义》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他们斗争的对象已不是奸夫**、窃贼强盗，也不仅仅是横行不法的“权贵势要”，而是“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的奸臣或帝戚，这些上层贵族人物不但欺压百姓而且觊觎皇权，阴谋叛乱。清官从折狱断案型变为除奸平叛型了。
到了《施公案》出现，清官形象又进一步演化为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他们要断的已不是民间冤案，而是人民造反的钦案;要镇压的已不是谋反的叛臣，而是于六、于七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
清官从除奸平叛型变为灭盗平叛型。
在优秀的公案作品里，清官斗争的对象是“权豪势要”，重点是反恶霸，是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的官僚恶霸作斗争。
神化的清官，重点是反盗贼、流氓，它们虽然没有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所揭露的仍是封建统治下的腐败丑恶现象。
忠臣型清官，重点是反奸臣，清官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清官从统治阶级外部转向统治阶级内部，从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特权人物作斗争转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清官为审理皇家的冤案，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为巩固皇权而斗争。
但是，清官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向邪恶势力作斗争，它的斗争对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奸臣，而不是农民起义。
《施公案》等作品重点是反对农民起义，它使斗争从统治阶级内部又转向外部，即清官为平定农民起义而斗争。
这样，清官就完全成了统治阶级的奴才和鹰犬，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清官断案的故事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公案小说也随之而湮没。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是密切联系但又自成体系的，它们按同样的轨道发展。
侠义小说，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侠义小说的滥觞。
在汉魏六朝的小说中，《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试剑》，《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即《干将莫邪》)、《李寄斩蛇》，《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等已展现武侠小说之雏型。
到了唐代，侠义小说达到高潮，中晚唐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侠义小说，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
宋元话本中“朴刀杆棒”和部分公案类作品也是侠义小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
从唐代到宋元，豪侠有两类:一类属于个人仗义行侠的，他们主要是凭靠自己的武术和技艺，或拳法剑术，或飞檐走壁，去完成惊险的救困解危的英雄行动，在戏曲舞台上属于“短打”一派，后代的侠义小说主要继承了这一类。
另一类则先是个人行侠，后加入集体，表现出豪侠的群体性，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发展为英雄传奇小说，它们已不单是个人行侠，而是集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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