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见到九尾白狐，禹自解为“王者之证”九尾狐与白狐的神化，并且经历了由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的崇信的过程。
但自汉魏开始，狐的意象开始有了妖兽的色彩，向着多元化的形象演化。
《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孙岩妻）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
这几乎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女性狐妖以美色魅惑人而害之的故事了。
而到了唐代有关狐的故事便已是比比皆是，广为流传。
而关于狐的形象也更是丰富之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
《广异记》中的狐之故事已成为书中主体，存文的数量颇为可观。
相对于汉魏时期的狐故事，唐代对于狐之女性形象给与了更多人性化的增色。
此外，狐也被百姓广为接受，成为奉拜之仙。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由此，狐被幻化成具体的仙，为它进一步趋向人性化与世情化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民间素材。
到了明清时期，狐故事更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由此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狐女，也相应成为了这类特殊故事的主要人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开来。
在《西游记》中，狐以玉面公主为典型，全是以妖怪的形象出现，且多为女性形象，特点是以妖王或国王作为其依靠的主体。
此外，法力微弱，多靠美色也是她们的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观念。
此后到了赵宋时代人们的思想已被深深禁锢，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和束缚达到空前之举，但本性的需要和释放是无法被真正磨灭的。
因此到了明代，随着世情风貌大大不同，宣淫欢乐在明小说中已寻常可见。
在这种享乐与理性的矛盾中，狐狸精的形象便成了男性幻化出来的综合体。
然而，这样的狐狸精多没有完满之结局，正如玉面公主一样，死在了男权主义的正道上。
还有就是关于红孩儿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红孩儿是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是牛魔王家族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也是在牛魔王家族这条支线中最初显身，并触发后续情节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首先从红孩儿的称谓入手，根据他的三个名号来进一步作分析。
关于红孩儿故事溯源。
首先，“红孩儿”来源于鬼子母的故事。
鬼子母，在佛经中是二十诸护法神之一，北魏《杂宝藏经》有记载，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诸迎妻。
有子一万人之多，最小的儿子叫殡伽罗，这个残暴雄虐的儿子被世尊盛于钵底，鬼子母为了救儿子，答应佛祖受于三归五戒，最终与儿团聚。
这个故事中的殡迦罗就是《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原型。
而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中已有鬼子母的故事“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
元代成书的《西游记平话》已经散佚，但《朴通事谚解》中引用了其中诸多情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蹂也。”。
在此段话中，已经出现了“红孩儿怪”这一名称。
《西游记》中红孩儿故事结构却来源杂剧《西游记》。
此杂剧中的故事大概为：唐僧一行正在山间行走，忽见一个小孩儿迷路啼哭，唐僧深怕他给豺狼坏了性命，叫孙行者背到前面人家去，行者怕是妖怪，不肯背，唐僧定要他背。
行者就请唐僧等先行，自己过去背那小孩，却背他不起，知是妖怪，一刀把他砍下涧里去了。
忽然沙和尚慌忙跑来说，“师兄祸事，吃那小孩儿拿将师父去了。”
行者和沙僧、火龙同去见观音。
观音也看不出妖怪的本来面目，又同去问世尊。
世尊道：“那小孩唤做爱奴儿，他母亲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缘法未到，谓之鬼子母。我已差揭帝将我钵盂去把小孩盖将来，放在座下七日，化为黄水。鬼子母必来救他，因而收之。”
并叫行者等回去，唐僧已经救出在那里了。
鬼子母领了鬼兵来救儿子，但是不敌天降哪叱，终给哪吒拿住。
鬼子母无奈只得阪依佛法，放出爱奴，子母团圆。
正如鲁迅所言“《西游记》杂剧中的《鬼母皈依》一出，即用揭钵盂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而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与参善知识之善才童子相混矣”。
可以看出，此故事的前半部分已经与《西游记》相差无几，但后半部分依然延续了鬼子母故事的原型。
但故事中的红孩儿与《西游记》中的十分相似。
可以说，《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和红孩儿是根据此故事中的人物原型而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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